本文摘要：没严肃实地考察过外国文人的命运，不好说道外国文人是不是什么宿命。不过对于中国的文人的命来说，凡刷读过几页中国的书，之后不会找到中国文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譬如，互虐与神经质。 关于互虐，早于在若干若干年前，就由那个魏文帝说道了约就是那句文人相轻自古以来而然吧。文人相轻，上古的很差说道(据传上古还没发明者相轻一词)，但是从焚书坑儒令其的制作、授予、实行开始就有了吧。 与秦始皇比，李斯难道不应却是一个文人吧，只是与普通的文人比，李斯当上了始皇的谋士罢了。

没严肃实地考察过外国文人的命运，不好说道外国文人是不是什么宿命。不过对于中国的文人的命来说，凡刷读过几页中国的书，之后不会找到中国文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譬如，互虐与神经质。　　关于互虐，早于在若干若干年前，就由那个魏文帝说道了约就是那句文人相轻自古以来而然吧。文人相轻，上古的很差说道(据传上古还没发明者相轻一词)，但是从焚书坑儒令其的制作、授予、实行开始就有了吧。

与秦始皇比，李斯难道不应却是一个文人吧，只是与普通的文人比，李斯当上了始皇的谋士罢了。不正是有了李斯的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建议，当时的中国轻而易举地将百家争鸣变为了一言堂。这样，才有了与此相关的两千多年历史的斑斓多姿的画面。譬如蔡邕与王允的故事，不过是这一历史长卷中有点起眼的画面而已。

董卓用蔡邕，是蔡于董的朝廷里简单，而且蔡早已对董缴械投降。关键还在于蔡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当时已不太可能对董的当政明确提出什么有力的挑战了。但蔡邕对王允就不一样了。蔡的名气与才气，都是王无法比的。

当王允做出了处置蔡邕的要求后，怕死的蔡邕恳求道，愿为黥首刖脚，人杰汉史。王允不恭，这时有人车站出来为蔡邕说情，说情的理由是他旷世逸才，多诸法汉事，当续出后史，为一代大典，而所跪至微，诛之，无乃失人望乎。

回应，王允也不恭。他是这样说道的：方今国祚中衰微，戎马在郊，不能令其佞臣撰写在幼主左右，既毋圣德，复使事党蒙其讪议。也就是说，蔡无法回到世上的原因最少有二，其一是旷世逸才，其二是生怕蒙其讪议。如果说其一还意味着是因为妒忌才学，那么其二就是必要关系到生命了。

本来清净的王允，自己给自己腾出下一个敌人王允不杀死蔡邕那才是天下第一弱智了。　　这个世界，地盘就只有那么大，位子就只有那么多，盘中的餐食就只有那么一丁点，而人的性欲又是那样地不知天高地厚，谁能确保人与人之间都是和平共处而不去争斗呢?这是明眼人都可以看清楚的事。问题在于，一些人总是喋喋不休于中国文人的被抨击和被戕害。这当然是中国文人与朝廷与皇权无休止纠葛的历史。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中，似乎不是儒生们或读书人期冀的温馨与中庸，而是充满着阴谋、阳谋、残忍和血腥(如清的文字狱)。认清和反省这一历史，于今于后都有益。但我却有些犯疑，在这一事实的另一面，我以为这也是文人自家的不争气，或者说这是中国文人娘胎里面带上出来的一种病：神经质。

你看，文人总指出书比他人读书得多、思比他人想要得近、事比他人好像定，当真啥事都比他人低一头。谨一词在这里已算不得什么，关键是真理总是在自己手里。

　　想到我们的那位大诗人屈原屈老夫子吧。屈夫子仍然是很重视自己的，偶尔地炫耀着他的尊贵身世。什么帝高阳之苗裔兮，什么朕皇考曰伯庸。

于己，得宠时，美人无法比，香草无法问;遭到楚怀王白眼时，不是去远游，就是要天问。再行看另一个大诗人李白。

本来李太白是一个性情中人(与屈夫子有质的有所不同)，本没要和平全人类的最出色理想，而且不是非要当上尚书宰相才心甘的人。一生可云游天下，一生可仗剑天下，一生可饮酒天下。但是，高兴时可狂呼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流水到海未尝返，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不高兴时却又训门种瓜人，旧日东陵侯。

发财故如此，营营何所求。像李太白这样的人都这般地重视自己的才情身世，总指出这个世界上，只有像他们这些才高八斗的人，才在得宠时了不得，得宠时也一样了不得。当然，这是人性大不相同，本也不有一点呼天抢地地去述说或者抨击。

说白了，中国文人天生就有这种高人一头的优越感。遇上明君，日子就要好过些，像太白邂逅了唐明皇，似乎就要比屈原遇上楚怀王好(只不过楚怀王一开始对屈夫子也是蛮好的哟)。而且大唐盛世，兼容并包，像太白这样的文人还有了别一种活法，失当高参幕僚，一样可以做到一点文人们自个讨厌的事。

这样才有了李杜双峰齐辉的佳话。但是更好的时候，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文人中国旧式文人与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同一概念(当下是不是同一概念那是另一文的事)与当政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于是，文人的神经质就朝着两个方向进化：一是牢骚太盛，自怨自艾(古人如屈平，后人如柳亚子);一是互相争斗互相折磨(古人的例子，举不胜举，而今人的例子就恕笔者不要荐了，乘势既不会触怒官方又不会触怒私坊)。　　只不过，中国的文人，其存活方式和技巧，是一开始就命定了的。这大约有四五种谏。在这不多的宿命形式里，建安诸子就获取了三种。

山涛，从别致的酸甜，心安理得地走出了仕途;阮籍，以粪滚身、装疯卖傻，借此死掉，终其天年;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后，大义凛然，切断琴弦，仁慈赴难。古人陶潜和今人李叔同可视作第四种中国文人。

陶公的事儿众所周知，较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于是采菊东篱下，悠然闻南山，于是守拙归田园。将近人李叔同更加恨，正值盛年，索性砍断情缘、砍断俗缘，遁迹空门。除去这四种以外，周作人难道可以却是第五种中国文人了。虽说在此之前，山巨源有此斥，但是山巨源不仅没背叛朋友，而且送给当政者极力推荐朋友出来当官。

拿今天的一般信条看，山涛真够哥们。周作人似乎不是这样了。

周作人虽然没背叛朋友，但是却背叛了自己的民族及自己的信条和世道人心。这样显然，三国魏晋时期那样严峻的日子，杀了那么多的人，像大得不得了的如蔡邕、如子辟，但是与周作人比一起，那时显然是一派古风啊。不过古风归古风，时风归时风，中国的文人的遗传基因是命定了的。

神经质带给的牢骚，神经质带给的上告，以至神经质带给的互虐，就这般世世代代地记了下来。演义到了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中后期，在高压下，文人们的展现出与表态，与古风比起，可以说道倒退、发育(像林昭那般的人，何其较少哟)。至于说道到明代天启年间读书人的集体失守为一个自称为九千九百岁的阉人魏忠贤立生祠高声斡旋的那么多进士那堪称中国文人的耻辱又耻辱!那时，能做明哲保身的话，那人一定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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